诗与真 破和立??2011年军旅诗歌印象

　　2011年岁末，因有机会集中接触一部分军旅诗歌作品，阅读过程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有大量的旧体诗词已经堂而皇之位列多年来总是新诗占主导地位的诗歌篇目中，而且经过了一轮大幅的挑选淘汰后，仍有不少轻松胜出。比如王凤英的《宁乡行》：焉知青霞近翠微/都料白雾按歌弦/弹碎风雷寻常事/笑看泥泞马上还/秋尽老月英雄醒/春驰新章大路开/拓北御南天下定/宁乡红树半云端。读这样的七言短章，有一种亲切的认同感。在当下大量表现中国革命历史、缅怀民族先烈丰功伟绩的诗歌作品中，像这样的辞意俱佳的生动灵秀之作，是完全可以在创作、创新的意义上看待的。其中的“弹碎风雷”、“笑看泥泞”，都是有气势、无雕琢的洒脱之句，而“英雄醒”、“大路开”也是平常字非平常用，诗境与历史情怀融洽。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传统样式承载时代内容、诠释革命历史，再加上体裁数量的激增，这对于人们的诗歌阅读可能是一种丰富，同时也隐约让我们想到一个近来在各种场合常被提及的词：文化自信。当然，像数百年之前那样字斟句酌地填词赋诗，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这样的回归究竟意义几何，尚属未知；旧的诗词体制在表现纷繁驳杂的现代感性方面能有多少作为的空间，也不见得乐观；而真正的文化自信与民族样式、民族传统之间的关系，更难说可以画上等号。所以，旧体的卷土重来，仍有待观察。

　　言归正传。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过去一年的军旅诗歌作品中，很大一部分都自然地转向了此类题材。以党旗、党史、著名共产党人为对象的歌咏，几乎每周都可以读到。以我接触到的部分作品看，在这类题材的写作中，最值得一提的毫无疑问是程步涛的诗集《记住那些地方》(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与大量的讴歌、礼赞之作不同，作者在这部诗集中流露出的是一种警醒和忧思。诗集中的“那些地方”，几乎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早期武装力量战斗过的大部分地区，也就是我们如今常叫做“革命老区”的地方。在作者的探访中，这些或经济还不够发达，或正因势利导开展“红色旅游”的地方，在其历史上的巨大付出与今天的瘠薄、偏远乃至贫困之间，有着令人不安的落差。所以诗人希望我们记住那些地方，记住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曾经燃烧过的“穷山恶水”。怀着一种谦卑的态度，心存感激却又有那么一丝忧伤，这就是《记住那些地方》与大部分“纪念诗”的不同所在。在一首同样是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的《我们的旗帜，我们的誓言》中，诗人是如此发问的：“九十年/我们听惯了颂词和赞歌/现在/还能不能掂一掂投枪和匕首/当年曾把它们投向敌人的营垒/今天/我们能否经得起它们的质询和拷问……”很显然，程步涛是在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良知，理性地回首集体记忆，真诚地检点历史足迹。

　　无独有偶，去年《诗刊》曾精选出版过一期早期“革命烈士诗抄”，读那些在狱中、在刑场和行军打仗途中写下的诗作，我们很容易被尚未看到中国革命成功就已经牺牲了的烈士们的精神力量所感动。细想之下，那些具有时空穿透力的诗作，大都是由于其对未来中国的纯真梦想而直逼我们心房的。程步涛今天写下的这些诗行，似乎是一种回应、一种自我的质询、一种对宏伟事业的持续的牵挂。从半个世纪前的革命烈士们的诗作，到今天的这首《我们的旗帜，我们的誓言》，可见诗歌是完全可以抒写和表现社会价值、政治伦理和公民感情的，前提是诗人的真诚以及对人类进步事业的忠实。

　　发表于2011年的长诗，或者是篇幅较大的自由体诗，数量可观，如杨卫东的《浴血山河》、葛红国和张来进的《夸父逐日》、赵宏杰的《英雄年代》等。似乎是近年军旅诗创作的一个特点，许多诗人都是动辄出手千行，洋洋万言，从中可以看出诗人们对作品气象、规模的向往。不过就已经看到的作品而言，多不免虚浮夸饰，徒有架构而缺乏灵动和生气。可以明确的一点是，除了以上所谈到的终极理想、情操境界，也存在着艺术历练、艺术自律的问题。归根到底，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如果在语言上缺乏节制和精炼，不重视词汇、语感等修辞功夫，仅仅将诗歌理解为某种思想意识形态甚至是简单概念的容器或承载工具，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相形之下，今天越来越多的旧体诗词创作，可能因为形式本身要求炼字炼句，反而会把诗人规范到具体的音韵字词之间，使其难有恣意妄为的机会。这对信马由缰的自由体诗，对某些毫无节制的所谓长诗写作，倒不失为一种矫枉过正。这就让我在本文结尾，不得不把话题再转回到旧体诗词上来。

　　粗略读下来，印象中像陈伯阳所填的十余首词，还有《屈全绳诗选》，都是可以看出一种写作上的严谨推敲与克制的。尽管前者似乎多以毛泽东诗词为“模版”，在意境、抒情模式甚至关键词的使用上都有因袭??此现象多见于涉及革命历史题材而采用旧体的写作者的实践，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而后者更崇尚古风古韵，历代边塞诗、军旅诗的影响依稀可见。新旧诗体孰轻孰重，这里暂不论，但在传统样式、民族化审美又开始有所自觉的今天，如何在汉语诗歌中增添新的血液，毫无疑问到了一个新的时刻。无论格律诗、长短句，甚或曲子词，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东西，虽则古雅蕴藉，虽则韵味悠长，但从其历史形成及其实际功用方面看(用于演艺、吟唱)，可以说几乎是先天地就含有某种工艺化、程式化和游戏化的成分，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通过训练而掌握，所以对它们的“抬头”也需要清醒看待。现代文艺的精神是创造，追求的是对惯性审美经验的不断超越和更新，新诗也好，旧体也罢，关键恐怕还在于如何不落窠臼地处理好生命经验，把握住时代脉搏。而生命经验并非千篇一律的生死哀叹，时代脉搏也不是重复僵化的兴衰太息，我们永远都需要新词，需要坚定的破和立。